作者 | 邓正来

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这个教授讲境界。不参人不正则无气象，加国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内任

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何学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这个教授

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参不是加国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内任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何学历代先贤。

一、这个教授我的不参生活脉络

我坚持三项原则：

第一，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加国访问的内任邀请。忙于读书，何学没时间。

第二，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午讲的是那些东西，下午还是那些，然后就是旅游，这怎么能叫学术会议。

第三，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的约稿。没有空写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只发表我自己爱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之品格，一定是fashionable，是时尚的，跟风的，今天刮东风你就说东风，明天刮西风你就说西风。

二、我的学术研究

自从1987年翻译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后，后来又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逐渐发现需要人类学知识的给养，便转战人类学，后来又发现离不开社会学、经济学，就又向这两个领域进军。直到1991年之后，逐渐在下面四个领域中做了一些研究：

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我提出这一研究范式之后，在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当然我对此感到高兴。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质意义上就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我们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却丢失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学术自主性。

人类社会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学术生产、日常生活、政治实践与经济实践。这四个领域各自都有着自己严密的规则。学术的逻辑则在于一种奠基于历史传承之上的恒久积淀，在于一种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多，不在于每天制造数以万计的学术垃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贡献，全在两篇文章，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就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解释了别人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

这就是学术的逻辑，它容不得政治和经济的逻辑染指。

今天你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高校的很多学术会议，第一个发言的都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并没有发言权。这就不是学术的逻辑，而是学术行政化的逻辑。

第三，自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休谟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研究。自由主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西方有三大脉络，有柏拉图到卢梭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也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有传统中间道路的英美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认真研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区别，因而也就出现各种行为大相径庭的人士都竞相自称自由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

第四，法学的研究。自从莫名其妙地去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就被扣上了一顶法学家的帽子，我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号。

2005年我写了篇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连载4期，每期15000字，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重印，现又重印。这是我对中国法学界整个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反思和批判。当然这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这不是阻止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由，需要重新认识。

这四个领域各不相关，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鄙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我一生的学术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其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与人生何干呢？这来源于我活生生的生命中的困惑。我们绝不是在谈论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不是虚无的问题。

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柏拉图写《理想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城邦制度的无可容忍以及由此所激发的现实批判。

你们都是读书人，在做学问，如果你们所思考的问题与自身的生活不相关，一定不会留下来，一定是过眼云烟。

学术一定对现实有着责任，对生命要有担当，否则做不下去。

三、我的学术活动

我只参加过三个比较重大的学术活动。

一是“学在民间”运动。任何真正的学术一定不在官方，一定在民间、在个人，学术一定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思考而成。在此期间我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获得好评。

二是学术规范化运动。你们可以看《政治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期刊，在1995年以前几乎都没有注释。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居然除了马恩全集之外再无其他注释与参考文献。当时学术界好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匿名评审制，还不清楚学术价值需要同行、同道的评议。

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学问，没有一个会依靠官方奖项而留存于世。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知道陈寅恪、费孝通、陈岱孙，但告诉你们，当时叱诧风云的教授中没有他们，当时国民党奖励的教授一大把，今天那些人的学问并没有留下来，只是过眼云烟。

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传统的重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目前教科书般的照搬，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普及，在于平面上的一种拓展，但缺乏纵深的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诸位，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千万不要为高分而高兴，高分等于零，对于认识、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使命，维护和建构学术传统、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将新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下去。

四、我的教学方法

我给学生上几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用四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并且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

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3年硕士、4年博士，7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

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40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

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

接下来讲讲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

第一个作业叫做双周一书。读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读过之后把学术报告发在网站论坛上。我办了一个网站——正来学堂，专门发到这里。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究竟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你的阅读和体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就会跟贴赞同，否则就会回帖砸你，这是网络平台提供的开放性阅读的好处。

第二个作业是你推荐给我一篇好文章。这是考查你的鉴赏力和品味的一关，我的学生们都很怕这个环节。我认为学习的重点就是看文章和著作，而如果不能在经年的阅读中陶冶出自己的情趣，锻炼出高雅的品味，则将来遇到一本大部头就足以吓死你，比如厚厚的一本法哲学原理，其实可能完全是不知所云，垃圾一部。

第三个作业是每个人必须在网上建立一个private library——私人图书馆。对你所要研究的人物的文章、著作，以及其他人研究这个人的文章、著作，都要搜齐。你搜不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搜。如果你研究一个人却连这种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你怎么可能搞懂呢？试想，如果你在博士期间阅读的前沿文献达到几十篇之巨的话，你最后参加答辩的时候，是从未有时间阅读这些文献的繁忙的博导们向你提问呢，还是向你请教呢？

第四个作业是读书小组。我的学生们分专题分门类自发组织了好多门类的读书小组，法哲学读书小组、全球化与法治读书小组、政治哲学读书小组等等，活动时间公开，并对外开放欢迎其他感兴趣的人去听。

五、大学是university

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三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普世性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老师教不好是老师的原因，学校管不好是学校的原因，但你们自身首先也要有一个自省和反思，你们自己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责任和担当。

我要求学生有两条：一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二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可以融为一体的。

我的学生中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散步学派”。我要求他们每月至少散步两次，你们想象一下三五十人在校园里集体散步的阵势。后来我建议他们边聊天边散步，聊天的主题是《论语》，每次就聊《论语》一句。后来引得学中文的来了，学中国哲学史的也加入进来了，学西方哲学史的、学社会学的，都来了，整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可谓蔚为大观。不知内情的人见到这样一支队伍，可能还会以为是游行。放松身体与增进学术交相辉映，

这是最好的结果。总结起来，根本地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做人要有气象，要正。二是做学问要立志高远，追比先贤。